第一个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一个城市只有同时具备另外两个中的一个或全部条件才能成为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北京通过下放财政和预算权利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削减到何种程度。纵观全文，作者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并对改革的前景做出了一个乐观的判断。
而乐观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可能会早于人们的预期启动。把电、煤等能源价格提升到真实水平，将迫使中国企业提高效率和发展节能生产方式。中国领导层换届业已完成，现在留给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北京新一届领导层是否有重启重要经济改革的远见和政治意愿？悲观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阻力重重，改革难以实现。第三个需要关注的改革领域是中国的社保体系，尤其是医疗和养老金方面。此外，两人的政策和公开讲话都表明新一届领导层知道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且手握正确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扩大出口应对经济放缓这一传统解决方法在发达国家需求减少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因此，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门槛非常高那么未来，中国的可改革性怎么样，可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吗？张军：我说过，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中国，没有变成俄罗斯。
劳动力在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是一个长期的因素。最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需求条件，一个是成本条件。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来看，几乎都这样。所以，如果没有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出台，没有超量的信贷出来，在宏观基本稳定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企业，本来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
他用财政联邦主义的概念框架分析过去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奇迹性增长是有贡献的，发展了很好的一个理论框架。钢行业是最典型的，为什么前十年钢的产能有那么快的增加，因为2007年之前，经济持续高涨，政府没有很好地微调，以至于在2007年才开始急刹车。
而在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技术路线上，需要有更广泛的讨论。比方说，它们的社会财富主要分布在少数利益集团手里，像俄罗斯八大寡头，他们的势力就很强大，有足够的能力来影响政府。房价上涨还受其他因素，包括地理和生活质量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产能过剩，多数还是短期现象。
所以，即使有些改革必须自上而下，也需要考虑有什么办法来估计可能的风险。那是不是会因为这个而导致土地价格太高呢？这个逻辑需要推敲。从战后到1960年代，全球只有20个经济体平均GDP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1.5倍，但是1980年代以来，约有8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3.5倍于发达国家。只要这个体制是不封闭的，是开放的，我觉得它就能去适应变化。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也实行过扩内需的政策，但货币政策相对稳健，甚至有些偏紧，信贷增长不快，结果经济反而比较平稳地过来了，没有大起大落。上海已经开始把培养更年轻一代的干部作为今年最主要的课题进行调研了。
其实政府的改革和Policy(政策)的出台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因为政府不仅需要听取政策建议，更需要对新的政策的出台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有更全面的评估。所以Policy是一回事，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另一回事。
从某种意义上，像拉美那样，民粹的政府也不是中立的，它受到了巨大利益集团的影响，就是代表平民阶层的工会。来源:东方早报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危机改革 经济增长 。但是，一些基础性的体制改革并不能这么做，因为那些改革的外部性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不可能，而且也不会有动力去推动那样的改革。但我们也要换个角度去想问题，当下的各级政府要城市建设，更新基础设施，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这些都需要钱。因此，城镇化从来不是贸易的替代品。起码有一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宏观经济上保持比较稳定和谨慎的政策至关重要。
这些钱哪里来？所以一部分土地需要用招拍挂的方法来解决融资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中，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各界对改革方案的讨论相当充分，不能只有一家之言。
这个逻辑看上去很真，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我记得1997年前后，国家统计局公布过一次通过工业普查获得的数据，在两位数行业中，除了能源类的行业尚有产能不足以外，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现在把城镇化提出来，大家就会向其他方向去解读，首先就会有人问，你没有就业，不创造就业机会，这些人会到城里来吗？所以我想我们最好不提城镇化，因为它更像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物权法的讨论，行政诉讼法的讨论，都是标志性的。
很多国家在经历了危机之后，它的企业和政府都在调整和适应，政策和体制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会去适用新的条件。现在政府对房价的调控，就像香港政府限制外地人买房和购买奶粉一样，那是politics(政治)，不是经济学。这些因素其实在那时已经发生变化，但因为是长期因素，它变化比较慢，企业总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现在经济减速的微观机制就在这里。
以需求而论，出口与进口的影响正好相反，所以，代表外部需求的其实是出口与进口之差，也就是贸易余额，由于这20年我们的贸易余额只占GDP的4%左右，所以外部需求的力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上海经济评论：浙江很多县级城市房价也很高。
如果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层没有改革的决心，自然就难以有体制性的改革行动。长周期只是个陈旧的假说，相信它真的存在的人其实并不多。
换句话说，货币的量和你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可能会维持相当的时间来消化。实际上，过去的5-6年，中国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包括基本养老和医疗改革，颇有成就，就是因为中央高层的决心。
东亚，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它们在经济起飞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家也自觉不自觉地在谈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长期因素■推算经济增长的潜力中国经济至今增长了30年，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才达到日本和四小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对水平。上海经济评论：当下谈改革很多，你觉得现在改革的动力有吗？张军：现在多数经济学家希望的那些改革是要自上而下推出，通过所谓顶层设计来实施。货币超发是回不去的，就是你现在100万亿的货币在那里就在那里，你每年还要增加。
在这次漫长的访谈中，他解释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判断的依据，对当下讨论很多的地方债、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问题提出了看法，并且对于中国未来改革的着力点也给出了系统的见解。这个现象的原因值得好好研究。
当然这种变化不可能是暴风骤雨似的，它是缓慢的，这些都是长期因素。改革体制需要政府权力和财力压倒一切利益集团，才能坚持长期的目标政策，并确保改革成功。
这样推算，中国经济追赶发达经济体的高增长潜力还应该可以持续20年左右。第二，日本在1973年结束高增长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0%以上。
